对圆明园造园艺术的认识，常以观察一般中国风景园林构成的造型艺术来分析圆明园的景观。从游览园林的角度去划分景区，按地域界定景区。忽略景点和景区立意内涵相互联系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皇家苑囿立意的主导性，直接关系到圆明园的总体布局。从地域或游览路线去划分景区。有失偏颇，缺少对圆明园造园艺术思想境界的认识。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皇子允礻我以上皇子（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除外）“奏请于畅春园附近建房”。皇帝诏准了这一请求，降旨在“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以东空地，赐予尔等建房”。后“若于此盖建七人之房所，地方稍有窄小，故四阿哥（胤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礻我）奏闻皇父后，于此建房了”。“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等三人，则奏请另觅地方建造。”。（注：上文摘引杨珍著《康熙皇帝一家》。）

　　《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帝四十六年“丙子。是日南巡，阅淮套河工。以及驻跸南苑等随驾南巡北幸的活动，康熙帝对允祉、胤祯两位皇子予以宽免，命他们留在京城值班，并用心建造各自的赐园。”

　　据苗日新教授考证：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1707年）上幸胤祯新建花园进宴。十二年后，于康熙五十八年（1710年）幸驾胤祯花园。康熙五十九年（1711年）三月十三日幸驾胤祯花园祝寿。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三月十二日再次幸驾胤祯花园，同年三月十五日幸驾圆明园牡丹台，垂恩皇孙弘历来此共赏牡丹。（根据《清实录》中〈圣祖仁皇帝实录〉考证。）

　　据《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载：“园既成，仰荷慈恩，赐以园额曰圆明”。在此并未记载赐额的年、月、日。据常理，康熙帝赐“圆明”匾额，，应在幸驾花园时赐予。赐额时间应局限在康熙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一年期间。不可能在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皇四子多罗贝勒恭请上幸花园进宴”。并未记载上幸圆明园进宴。更何况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快也只不过建成几栋能供进宴的厅或殿而已！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只能说是胤祯花园的始建年代。何年何月建成，目前尚未见到史料记载。赐“圆明”额的具体年代也不明确。有待进一步考证。（注：史料记载：允祉花园在康熙五十二年祝康熙六十大寿时赐额熙春园。）

　　胤祯在众多皇子中不寻常，处事沉毅，对父皇康熙为了永固大清王朝的一切治政之道，心领神会，多次受到康熙的好评。胤祯建造自己的花园不是随便建一处休闲的皇家园林。经过深思熟虑，把康熙“治政之道”的种种设想有意贯穿到花园总体布局之中。

　　仰荷父皇康熙慈恩,赐胤祯花园额曰圆明。圆明“意旨深远，殊未易窥，赏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引自钦定日下旧聞考“卷八十”）

　　康熙对胤祯修建的花园布局十分满意，恩赐“意旨深远”的“圆明”园额。为胤祯将来指点迷径，体认圆明之德。

　　康熙帝特别关注胤祯之第四子弘历。据？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春，弘历年十一，“谒圣祖于圆明园之缕月开云，见即惊爱，命宫中养育，抚视备周荷饴顾慈恩。亲授挚圣祖谒于圆明园书课，教牖有加。偶举？爱莲说？诵解融彻，奖悦弥至”。(注：引自雍正研究史松著)

　　胤祯花园在后湖一带所建园林都有深刻的寓意，与修身、治国有一定关系。园林北部开垦的田园，很符合康熙帝所倡导的“耕织文化”。

　　胤祯经营的这个花园，非同一般，借助造园布局的立意，展示他治国的胸怀。康熙来此幸游，窥视到这个花园内涵的抱负，特恩赐“圆明”，激励胤祯以“达人之睿智”升华自我的内心境界，实现远大的抱负。

　　一 圆明园造园构思

　　自胤祯恩受父皇康熙所赐丹陵沜一区之地供建自己的花园之日始。便用心构思这座花园的未来形象。要有别于一般的皇家园林，自知自己只不过是一位皇子，有别于太子。虽有抱负，却不能轻易表露。造园宜简朴，不可张扬，宜在花园总体布局的构思上下工夫。

　　胤祯通今博古，艺术造诣很深，对瓷器和园林有自己独到见解，讲求大气。对当今皇上康熙的治国方略，心领神会。秉承康熙帝的旨意，尊重康熙帝倡导的读经书、重农耕的思想。贯穿到花园总体构思之中，在划定的范围之内，按照康熙的思路略加点缀景点为未来的抱负作一些必要的铺垫。如规划后湖这块水面，不寻旧规，追求中国园林活泼随形的意趣水域，而是有企图的规划成一个近乎方形规矩的大水面，沿湖分布几个小岛。串联成景，为来日构成“九州”打下基础。寓意深远的牡丹台，受到康熙帝的喜爱。北部开垦的田园，正是康熙帝倡导的“耕织文化”。胤祯建设花园不寻常的构思，为未来这座宏伟的皇家苑囿奠定了基础。

　　1 圆明园的立意

　　早在雍正继承皇位之前，胤祯建设花园的过程中，对圆明园的总体布局已有立意，意在谋划一个皇家苑囿的前身，以后湖景区为中心，向四境扩建。1723年，继承大统，雍正二年（1724年），已制订圆明园扩建的总体规划。正月，奏准为圆明园扩建工程采办木植，奉旨由内务府派员前往围场一带采伐林木。扩建圆明园的行动如此迅速，雍正胸有成竹，圆明园立意于宫苑的目标已定。雍正三年(1725年)， 雍正首次驻跸圆明园，作为离宫。雍正四年（1724年），正月，雍正驻跸圆明园，谕“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注：以上引自圆明园大事记杨乃济辑）

　　从“钦定日下旧文考卷八十，国朝苑囿，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中更清楚了解雍正建设圆明园的主导思想。立意前宫后苑。

　　前宫：“惟建设轩墀，分到朝署，俾待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

　　后苑：“园之中或辟田庐，或营蔬圃，……。偶一眺览，则遐思区夏，普祝有秋。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劝瘁，穑事艰难，其景象胱然在苑囿间也。……乘机务之少暇，研经史以陶情，拈韵挥笔，用资典学。凡兹起居之有节，悉由圣范之昭垂。随地恪遵，罔敢越逸。其采椽栝柱素甓版扇，不斵不枅，不施丹丹蒦 ，则法皇考之节俭也。……”(注：引自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

　　圆明园南部修建朝署和宫殿为理政。北部的苑囿的功能兼顾几方面，即耕耘农田，以观时节，体察穑事之艰难。休闲之余，研经史以陶情，韵诗，提高文化修养。苑囿建设崇尚简朴，效法皇考节俭。

　　为了满足这些功能要求，除了理政的办公用房，皇室生活起居用房，还设有学习经典的书院、图书库。祭祀的宗庙、庙宇，赏景的亭台楼阁以及其他辅助建筑等等，不一而足。

　　2 圆明园的功能分区

　　从圆明园宫苑的功能属性，概括几个景区。如下：

　　（1）宫廷区－由宫前广场到寿山，包括宫殿及左右的朝署。

　　（2）后湖九州景区－由前湖到后湖九州，包括后湖东西的万方安和及曲院风荷景点。

　　（3）自然山水苑囿区－由后湖九州北河道直至北宫墙，包括大小山水园林十余处，田园几大片。

　　（4）祭祀宗庙及庙宇区－以鸿慈永枯为主包括两个庙宇群，位居西北。

　　（5）福海水上游乐区－以福海大水面为主体，环水安排十余处景点，构成一处宽广的休闲中心。

　　（6）肆井文化区

　　（7）习武区

　　3 圆明园造园构成

　　位于畅春园之北的这块赐地，没有明代遗留得废墅。一片自然景色， “………林泉清淑，陂淀渟鸿，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槛花堤树，不灌溉而滋荣，巢乌鱼池，乐飞潜而自集。盖以其地形爽垲，土壤丰嘉，百彚易以蕃昌，宅居于兹安吉也。”（注：引自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

　　　   这片土地位于丹陵沜，原来永定河的古河道，土壤丰嘉，水源充足，得天独厚，宜于造园。因胤祯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山就势，不作过多的人为开凿，节省工时，随自然的条件塑造园林，构成形象各异，情趣深邃的山水苑囿。有的互相因错，构成整体，体现皇家苑囿的气派和宏伟的立意。有的山环水抱，自成一体，与外界隔离，求得自身的宁静；有的高其所高，居高临下，扩大视野；有的利用平阔土地，开垦农田，体现耕织文化；有的利用自然从林，筑庐设馆，为读书之用；有的就已有的宽阔水域，整理成湖海，可供休闲娱乐之游。在苑囿周边地区，建宗庙，盖庙宇，为祭祖，求神灵永保江山永固。

　　　   总之，圆明园有别于故宫，它合宫苑为一体，是一个囿于宫墙之内的皇家小社会。既要满足理政，又要适应皇家生活之需。有别于一般休闲的园林。多方面的功能要求，促成造园构成上特殊性。这些不一般的园林形象，在各个景区和景点内会一一展现。

　　二 圆明园各景区造园构成剖析

　　1 圆明园宫廷景区

　　圆明园的宫廷区有别于故宫，它是清室皇家园林的组成部分。为满足清王朝处理朝政而设的宫殿和朝署不是独立于苑囿之外，而是与苑囿的山水环境融为一体。

　　雍正营建圆明园，效法皇考（康熙）之节俭。不求华丽，园内建筑格调素雅，宫廷中主体宫殿“正大光明殿”用灰瓦卷棚歇山顶，与故宫太和殿采用黄琉璃瓦庑殿顶的等级有天差之别。

　　为了体现宫廷的庄严和气势，在中轴线上组织大小不等的几层空间。但空间的尺度相对缩小。宫廷区内有的建筑朴素大方。总体布局不失宫廷的气派。由宫前广场至大正光明殿前的距离约300余米，这段空间不短，足以体现皇家宫苑的气势。

　　寿山安排在前湖与正大光明殿之间，作为宫廷区与苑囿区的结合部。以山为中介，融于苑囿山水环境之内。

　　前区的这根长达300余米的中轴线，如往北延伸，贯穿寿山—前湖—九洲清晏—后湖—慈云普护—钟楼（底景）。这条中轴总长约800余米。皇家园林（苑囿）总体布局对中轴线的构思是非常关注的。而这条看不见的中轴线所贯穿的大大小小环境空间，正是皇家苑囿所追求的目标，通过这些具象环境，得以升华到抽象的境界。充分体现中国园林的妙道。

　　圆明园的宫前区是雍正皇帝首创，此前，中国历代皇家苑囿没有圆明园这样完整的宫前区。而圆明园不单是一处皇家休闲的园林，雍正看中了这里的修身养性环境，大胆把皇宫处理朝政的一切政务，搬到圆明园皇家苑囿里，构成前所未有的前宫后苑的格局。

　　2 圆明园后湖九州景区

　　由寿山以北往前湖到后湖九州，这里的环境虽说也是苑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里一些重要景区或景点所承担的功能要求，与朝政密不可分。如九洲清晏这组建筑几乎成为清代皇家不可代替的皇宫。早在胤祯初建花园初建时，九州清宴这组建筑群已是花园的中心，花园的入口便是圆明园殿，康熙恩赐的“圆明”匾额悬挂于门上，其后的奉三无私殿和九洲清晏殿所组成的中心建筑院落，更体现朝政的功能。西部的清晖阁为中心的一组建筑，是皇家咏诗作画的地方，东部以天地一家春为中心的一组建筑群是皇上的居住生活区。由这三部分组成的九洲清晏宫殿群相当现在故宫内朝清门以北一组宫殿建筑群的缩影。虽然范围不大，却是清王朝治理朝政不可取代的核心地带。

　　环后湖九个小岛的环境布局和建筑设施都具有皇家园林特有的规划设计目的。

　　“缕月开云”原名“牡丹台”。这里清波周绕是殿春赏牡丹的好去处，胤祯敬请康熙来此赏牡丹，康熙特垂恩弘历（时年十一岁）同来赏牡丹，乾隆继承皇位后，为感谢皇祖眷顾之恩，“改牡丹台”为“缕月开云”建“纪恩堂”。雍正对“牡丹台”这处具有纪念意义的景点，倍加珍爱。康熙垂幸来此赏牡丹，可能在当时更有深层含意。康熙看重胤祯有贤才，同时也喜欢皇孙弘历的灵慧。康、雍、乾三个皇帝同时在一处赏牡丹，这虽说是一段佳话，却也说明“牡丹台”在圆明园的特殊地位。已超越“景”的色彩。

　　牡丹有王者之尊，胤祯建牡丹台作为自家花园第一景，洽在牡丹盛开之时，恭请（父皇）临幸。也许还包含着另一层玄机。待雍正乾隆二帝继承皇位后，所建的？纪恩堂？已成为传承皇位的象征。

　　“天然图画”的景名是乾隆改定的（原名“竹子院”），具有一种超凡走向自然境界，作者九十年代曾去考察过青城山，道教圣地青城山也有一景叫“天然图画”，非常幽深。圆明园的天然图画庭前修篁万竿，与双桐相映。风枝露梢，绿满襟袖，这里几栋建筑也以竹命名：有竹深荷静、静知春事佳、竹薖楼、朗吟阁，除五福楼（钦定日下旧文考记是康熙常赐的匾额）其他景名和匾额由雍正御书。“天然图画”，刻意追求自然宁静的境界。“天然图画”占据湖150余米长的东岸。乾隆诗“我闻大块有文章，岂必天然无图画”这里就有万竿修竹高雅宁静的院落。登朗吟阁。俯觅后湖碧波荡漾，平视西山入画，远眺天空起云湧，霞光万道，借无限风光，吟天籁之乐。身处楼阁，心开露放，化有形为无形，逍遥世外。也许这正是雍正巧妙的构思在后湖东岸建楼阁，后湖西岸不堆山，让观景的视野由近及远，不受遮挡，延伸到天际。心思随之而动，从有限到无限，飘浮到玄妙的境界。

　　“碧桐书院”偏居在后湖东北角，岛临岸堆山，环抱书院，有意构成一个封闭环境，让皇室子弟静下心来，功读四书，修身养性。这是雍正帝规划“碧桐书院”的目的，在这个山间小环境里，只点缀两棵梧桐，来这里是读书，而不是赏景。为皇室培养继承清王朝的人才。这里没有什么好景色，只有月移叶影动，疏雨滴梧桐，自然形成的佳境，乾隆诗言“即声即色无声色，莫问倪家狮子园”。乾隆告戒皇室子弟，来此要去掉一切声与色，为了清王朝，为了立业，沉下心来，修身养性。这是“碧桐书院”的立意。为了照顾后湖整体景观，在其临湖山体上点缀一亭“云岑亭”。

　　“慈云普护”的位置显著，与九洲清晏遥相呼应，小岛为一“U”形，由“U” 围成一小水面，前与后湖大水面相通，后与环九岛的小溪流贯通形成一处活水贯通的水域。环水三面建房，临后湖的前殿为欢喜佛场，水域东岸为龙王殿，祀圆明园昭福龙王，北岸建两层楼房，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圣帝君，龙王殿额为“如祈应祷”，关帝殿额为“昭明宇宙”，慈云普护额， 欢喜佛场额等以上匾额皆雍正御书。

　　清人入关，统一中国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为了加强清王朝的统治，不但倡导孔孟之说，对中国固有的民俗风情也很重视，对观音大士，关圣帝君，昭福龙王、欢喜佛等神灵尤为崇敬。为了乞求神灵永保清王朝的平安，雍正特选择后湖九州中轴线的底景位置，坐北朝南，面向九洲清晏清王朝的核心区，在后湖最显要的位置，集中供奉这些神灵，不仅取得众神灵对清王朝的保佑，对政治上的影响不言而喻。

　　从后湖九州的园林规划布局分析，如果把九洲清晏景点作为宫室景点的大门，后湖是堂（殿）“慈云普护”洽好是供奉神灵的“神龛”。举这个比喻，无非是为了道明“慈云普护”在后湖九州中的地位，景物虽不大，重在它所包融的含意。

　　“上下天光”，位于后湖西北角，与“慈云普护”一桥之隔，占据后湖重要的位置，临湖的上下天光楼及其前面延伸到水上亭桥的安排，为后湖水面凭添景色，打破湖岸单调的处理。这个小岛山体环抱，在幽静环境里，只安排一组小院落，挂有雍正御书匾额“平安院”。登临“上下天光”楼，远处“万寿山”的景色，一览无余，楼前开阔的后湖水域，涟漪天际，上下天光，一碧万项，也许雍正建“上下天光”景，受“岳阳楼”的启发，寓意于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国之君应具“忧国忧民”胸怀。岳阳楼记所描绘的洞庭湖景色“上下天光”，一碧万项，湖光跃金的奇景，作者曾亲眼见到，回到圆明园后湖岸边，夏日夕阳照映，湖面上也会出现波光跳跃的景象。不同的是黄色洞庭湖水是跃金，后湖清澈的水是跃银。雍乾二帝可能没有欣赏到这一奇景，未留下赞美的诗句。

　　雍正二帝所处时代和地位不同，雍正身处危难之际，又是开创时期，对皇家苑囿的主意和布局考虑的问题较多，不单纯是休闲，寓教于乐，教化众生，有所感悟。雍正创建圆明园的目的不同一般。乾隆一身轻松，是继承，是享受，是锦上添花。乾隆在位六十年，所创建的苑囿，立意于游。当乾隆登“上下天光”

　　楼，凭栏欣赏后湖的景色，詠诗“上下水天一色，水天上下相连”。河伯同朝玉阙，浑忘望若昔年。想往的是“天帝君所治处的金台玉阙。对苑囿涉及到治政思虑诸多因素考虑不多。

　　“杏花春馆”位于后湖西北一隅，占地面积仅次于“九洲清宴”，雍正安排这个景，立意于田园景色，为了月令验农耕而种植文杏，张谓诗“一树春风属杏花”，杏花露放，农耕时节已到。这里一脉农村景象，村头建杏花村馆，悬挂雍正御书匾额，春雨轩五开间门额为礀壑余清，其西南侧库房东门外楣石刻匾额为杏花村，春雨轩后东为镜水斋，西北室为抑斋，又西为翠微堂。

　　这个景点四面环山，杏花村隐藏山沟里，小村的杏花不仅为了月令春耕时节之用，更大用途恐怕是供皇上忙里偷闲，躲在这个小村里，领略村野的农家情趣。雍乾以后，杏花村馆的布局几经改造，原来那种田园村野的环境已不复存矣！代之以一般园林的规划设计，雍正对杏花春馆的朴实立意已丧失。从后湖九州总体规划分析，在宫廷区附近安排一处僻静而富于野趣的小环境，能让皇上日理万机之间换个地方，稍稍休息一下，是非常需要的。看来杏花村内一切纯朴的安排，几亩薄田，一园文杏，几个小院，加上一座酒旗，设施不多，都充分体现中国农村的田园情趣，与皇家宫苑浑然有别，这是雍正刻意的追求，是后湖九州景区难得的成功之笔。

　　“坦坦荡荡”原名金鱼池，位于后湖西岸，与“天然图画”遥相呼应，其东西两面不堆山，目的明确，为后湖九州景区留出瞭望西山的视线走廊，这是景区总体规划的要求。景点布局以“坦”为佳，立意于观鱼，筑鱼池，建“知鱼亭”，雍正帝御书匾额。构成一处鱼乐园。以池为中心，环池建廊榭，疏密有致，池中心位置建“光风霁月堂”，其他建筑位于池南侧，一律平房，构成一处坦坦荡荡的境界，寓意国君治世心胸坦荡，怡然自乐，与民同乐，要升华到知鱼之乐，与万物生灵同乐的境界，金鱼池的构造巧妙，堪称一绝！图5坦坦荡荡鱼池。　5-1（未放池水现状），5-2（有池水现状）。

　　“茹古涵今”位于后湖西南一隅，临湖堆山，有意形成一处宁静的环境，它与碧桐书院具有相似的功能。“茹古涵今”意为博学多闻，通晓古今。雍正安排这个宁静的地方，藏万卷典籍，皇帝来此静下心来，通览经书，修身养德，洗漱芳润之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求清王朝长治久安，万世相继。乾隆诗句“广厦全无薄署凭，洒然心境玉壶冰……鸟语花香生静悟……松风水月得佳朋……”乾隆来到这个宁静的环境，感悟到王昌龄的心境“一片冰心在玉壶”。

　　“茹古涵今”总体布局不是一组园林，而是一组宫殿式院落，周边围墙，主体建筑“茹古涵今”和“韶景轩”体量都很大，是一组藏书的大殿。这组建筑院落不是景，倒像一座皇家图书馆。

　　“茹古涵今”是后湖九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雍正规划九州的寓意于中国九州大地。天下一统之意，九岛是一个整体，九州的布局非常完整，九岛外围水系也很规整，无疑后湖九州是统一构思，统一规划施工，这九个岛同时成形。岛上的宫苑不可能同时建成，有先后分。“茹古涵今”和“韶景轩”这些体量较大的殿宇也许经历雍正末，乾隆初才建成，故雍正御书匾额只有“茂育斋”和“静通斋”两处。两座主体殿宇悬挂的乾隆御书匾额，就不足为奇了。

　　位于后湖、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角的四个岛，岛与后湖接触的面较小，岛内的园林布局在面向湖面的较窄地段上，很难外露，与湖面形成景观，干脆以山体相隔，形成围合的内向空间，自成一体。“茹古涵今”是一组内向宫院、镂月开云（牡丹台）是一组内向的园林，“碧桐书院”是一组朴实的书院，杏花村馆都是由四山围合而成的一处田园小村。其各自的功能性质不同，但却用同一规划手法解决这四个小岛布局上的困难。

　　为了取得水面碧波荡漾浩渺的境界，后湖水域以人视觉极限200米远为依据，开凿一个200米宽，180米长的大湖面，这一开拓性的创举，对中国园林发展影响深远。长春园的水面视线尺度，基本上依据200米的数据。

　　开阔的水域是为了皇家苑囿的气势。接近800米长湖岸的景观处理，直接关系到后湖苑囿的成败，这幅800米长卷是在步移景异中慢慢展示的。相邻的几个景点具有一定的关系，不仅物象之间的因借关系会时隐时现，触景生情的思维情趣也会引起无限的遐想。虽然游人不可能举目瞰尽800米所展示的一切景物，但行进中可引起前后景观的联想。并希望不断能见到美的，含意深远，启迪心灵的景致。这些难于回避的规划要求，不轻易在这幅流动的画卷上一一展现。后湖九州景区总规划是成功的。在中国造园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九州的立意，巧夺天工。对后湖九个岛组织构成，别出心裁，十分协调，临湖几个岛上的园林布局，充分考虑到相互的因借关系，对后湖整体景观的点景关系。

　　举几个例：

　　例1.九洲清晏是一组内向形的宫廷院落，完全为了皇帝居园理政的需要，为了后湖点景之需，临湖建“鱼跃鸢飞”楼，九洲清宴殿临湖建抱厦，临湖还建了“泉石自娱”游廊，这几组建筑沟通湖水与宫院的关系对后湖南岸起到极为重要的点景效果。

　　例2 .“慈云普护”供奉的神灵救世人的观音，洽与皇帝—天子治国安民相呼应。“慈云普护”建筑格局虽小，却位于贯通宫苑的中轴线上，与九洲清宴这组院落相呼应，近处与“天然图画”景中楼阁，及“上下天光”楼形成有机的组合因借关系。

　　例3.“上下天光”与“杏花村馆”之间，别出心裁，采用浮于水面的桥亭相连，为后湖水域西北角增添游览和赏景的情趣。并且打破湖岸单调的造型，更丰富了长卷画面的景界。

　　例4.“天然图画”与“坦坦荡荡”两个小岛东西呼应，是高与低的呼应，楼与池的呼应，两景相互依存，各得其所，体现后湖整体规划的构成。

　　例5.后湖四角的小岛，临水域的陆地刻意堆山，不筑廊、亭、馆、榭，让山水自然相依，避免过多的人为建筑包围水面，使后湖临水的景界更接近自然。不足之处是九洲清晏这组宫院占据南岸长达100余米，有失自然园林面貌，因此临水驳岸种植桃柳，遮挡建筑，起到掩映的效果。

　　后湖九州是一组体系完整的独立景区，立意于“政”，以园普护治政之道，把治政的种种理念，融汇于苑囿诗情画意的境界之中。茹古涵今，帝王要博古通今，修身养性。知鱼乐，与民同乐，要达到先天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后湖九州景区造园有其独到之处，高大的山体都放在北部，形成一道遮挡北部寒流的屏障，山体以南又有宽阔的湖水，调剂气流形成一个较暖和的小气候区域，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宜于起居生活。雍正为清王朝创造这个舒适的理政环境，与高墙深院的皇宫有天差之别。有了这样一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宫苑，自雍正以后，清朝历代皇帝长年累月居住在后湖九州，享受安逸的生活，再不愿回到那与自然隔绝的宫院。

　　3 自然山水苑囿区

　　位于后湖九州宫廷苑囿以北，这一片布局自由的苑囿，每一个景点不居一格，随环境而定自由安排，自成一体。相邻景点之间找不到相互的外在联系，但却

　　有其内在物外田园的意境。与后湖九州寓意于理政，布局严紧，形成鲜明对比。

　　这处自然山水苑囿区的范围比后湖九州所占的地域还大，但归纳的景点并不多，主要的景点有“桃花坞”（后改为武陵春色）、“濂溪乐处”、“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鸣瑟”、“汇芳书院”、“多稼如云”、“西峰秀色”、“文源阁”。此处还包括大面积的桑田菜地。这些相对独立的景点，游览以泛舟为主，有的地方也架设能翻板的木桥，便于小舟通行，平时放下翻板，便能步行通达各处景点。坐在船上顺水泛舟，视野局限在约10米宽的水道上，只见青山不见物，有意压抑游人的情绪，采用中国风景园林惯用的手法—先抑后扬。只有当你置身于景点之内，才能领略其立意的境界。

　　这个景区的总体布局和景点位置安排，充分反应雍正帝的规划思想。安排这组自然山水苑囿，是为换一个轻松的环境，超然物外，减轻内心的压抑。

　　康熙选中胤祯继承皇位，却也留下不少难题，祈盼胤祯继位后解决。首要任务必须清除允禩集团，巩固皇权，稳定朝政，纠正康熙后期的积弊，整顿财政，惩治贪污，推行改革，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等等政务待雍正解决。他又是一位勤于政务的皇帝，事必躬亲，日夜操劳。在位十三年，现存汉文朱批奏折，就有35000件之多。日理万机，身体劳累，精神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胤祯自幼好学，精通儒家经典，对佛道都有深入研究，他还广泛涉猎星象、占卜，堪舆一类杂学。他认为各类宗教皆有所长，平等相处，不应异处，宗教观很有见地。

　　雍正帝施政治国，整肃吏治、严惩贪腐，雷厉风行，解决康熙帝晚期留下的积弊，鉴于当时形势严峻，雍正从严施政，兴文字狱，惩办过严，缺少宽厚大度的胸怀，刚愎自用，致使雍正身心疲惫，在困惑中往往会为自我寻求暂时的解脱。置身于世外桃源，在宁静田野中，大自然的清风会轻轻拂去身上的尘埃，雍正皇帝特意在后湖九州中心地段最近的地方，布置“桃花坞（武陵春色）”和“澹泊宁静”两处田园自然景色，不正是为了方便，三两步便可以步入这个世外佳境，荡涤心境，拂去尘埃！

　　后湖九州是圆明园的核心景区，作为皇家苑囿，它立意于“政”，从总体布局到九个景点的设计和构思，以服务于清王朝的理政为目的。

　　核心景区北部这一片以自然山水形态所组成的苑囿，其功能虽也是为皇家服务，但这部分苑囿总的立意于“修身”，“修身”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治国，为了平天下，为了清王朝永保江山。这几组苑囿把“修身”隐寓于环境布局之中，有的用景观说明，有的用比兴会意。雍正帝把自我“修身养性”所得纳入苑囿的规划设计中，用心良苦。塑造出一处处赋予哲理性的最佳境界。园林构成上，以“水”为脉，流动贯穿于景点内外的大小水面之间，河港的活水，与宁静的湖面动静结合，构成一幅幅富于诗意的山水空间，这些山水空间形态，活泼自然，空间体量相近，却无一雷同。与后湖九州苑囿的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匠心独运。

　　“桃花坞（武陵春色）”是雍正帝最好爱的一组苑囿，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入园林之中，雍正虽位居众人之上，贵为一国之君，他与一般常人同样具有想往超然物外的“桃花源”世界。这是人心所往，人性所向。

　　“武陵春色”立意于“世外桃源”，其园林布局基本是按照“桃花源”记的描述安排的。

　　船沿着桃花夹岸的小溪前行，见一石洞，石洞内额“壶中天”雍正御书。穿洞而过不远便是一大水面，这里土地平旷，良田美池，房屋茅舍，鸡犬相闻。这些安排，有别于宫苑。

　　这组田园村落雍正帝题名“桃花坞”，这里的房屋匾额有:壶中日月长、天然佳妙、洞天日月多佳景、小隐栖迟、清秀亭、清会亭、清水濯缨、桃源深处等都是雍正帝御书。这些景名都包含一点道家的哲理。雍正帝特建“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义乃所谓善也。……”(注：引自乾隆御制乐善堂记)。

　　雍正四年乾隆读书于“乐善堂”。雍正特意要弘历在乐善堂读经书，学习大舜乐善之道“孝弟仁义”。

　　乾隆为了不忘雍正父王的教导，写下“乐善堂记” ：“凡人性未尝不善，仁义礼智全备于我，所谓得天地之正气而为人也。………人能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而行之，时时无怠，则能因物付物，以事处事，而完所之本体矣。是故大舜圣人也，蕕存虚受之心，闻一善言若诀江河。汉明帝尝问东平王：在国何事最乐？王日：为善最乐。予虽不敏，然赖皇父之明训，师友之切磋，于大舜之善与人同，虽有志而未逮，而东平王之为善最乐，则不敢不勉焉，是为记。”

　　雍正建“乐善堂”一来为了告诫自己，更为重要的是要清王室的子孙以“乐善”自勉。修身、齐家、治国。

　　“澹泊宁静”位于“武陵春色”东，与后湖九州一山之隔，可谓近在迟尺，但却用山加以阻隔，宛若两重天地。由宫苑来到这里，恬静的田野令整日忙于政务的皇上心境顿感宁静，超然于稻香飘逸另一世界。农夫一身澹泊，仰慕之心蕕然而生。这个赋予哲理性的田园境界，正是雍正刻意的安排。放在距后湖九州最近的地方，便于随时来这里解脱内心的苦闷。

　　这里一景一物立意于“农”，山也静，水也静，只有那“水木明瑟”泠泠瑟瑟之声点出农家田园的情趣。

　　“濂溪乐处”位于“武陵春色”之北，苑囿占地与“武陵春色”相当，园林的布局却更为深邃，山环水，水抱山，形成一组多层次的山水苑囿。

　　雍正把这组苑囿藏在山环水抱的幽静环境里，以求净心养性。这里片种荷花，坐在香雪廊里赏荷，意不在花，而是敬荷莲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取名“濂溪乐处”，以此歌颂周敦颐“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的警世名言。正是这个苑囿的立意。为君、为臣、为民，人人若能出污泥而不染，贪污腐化之风休矣！雍正帝御书的匾额不多，“濂溪乐处”景点，御书有“香雪廊、临泉、池水共心月同明”。三块匾额都内涵“水”意，要以雪、泉、池水荡涤内心世界，一尘不染，与月同明。这里不少殿名同样具有修身养性的含意：“慎修思永”、“香远益清”、“乐天和”、“味真书屋”等。

　　乾隆所题濂溪乐处诗“……时披濂溪书，乐处惟自省。君子斯我师，何须求玉井”。乾隆体会到父皇雍正建“濂溪乐处”的目的，为了寓教于乐，乐处自省。

　　自然山水苑囿景区北部尚有两组以书院和藏书为主题的景点；“汇芳书院”和“文源阁”。

　　汇芳书院紧靠北宫墙，三个湖面环抱，环境幽静，宜于静下心来学习。建筑院落不大，却有一个眉月形的水院，叫眉月轩，别具一格。东边临湖建有一敞亭，乃雍正御书“问津”，所在的一个三开间的水榭。其寓意于来书院求知，问津于治世之道。由这里往东不远处，过溪桥立有石坊“断桥残血”。此处有桥，桥不断，此处积雪，雪不残，把江南西湖边赋予诗意的“断桥残雪”一景特意放在这里，立意何在？问津与断桥残雪“内在含义赖人寻味，也许这正是雍正帝留给读书人的悬念！

　　乾隆帝在涵远斋内御书联：“宝案凝香，图书陈道法，仙台丽景，晴雨验耕桑”。可见乾隆已体会到来书院是为了“修身”。

　　“文源阁”是一处藏四库全书的六阁之一，这里原有一个观桑耕农作景色的亭“四达亭”，乾隆时改建“文源阁”。位于“水木明瑟”北不远处，跨小溪桥便是。文源阁院墙高筑，在这里已见不到农耕的景象。经乾隆御批汇集的四库全书，是为清王朝服务的唯一合法的中国历史文献。藏四库全书的“文源阁”虽位于田园之中，却因与外界田园隔离，有赖自然景色去衬托，但不失位为一处重要的“修身”地方。因汇编“四库全书”酿成的文字狱，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不少苦难！

　　“文源阁”所在的位置并不理想，它破坏了雍正对“耕织文化”总体布局的安排。有澹泊宁静、多稼轩、映水兰香、水木明瑟、四达亭、多稼如云以及西峰秀色西部一大片农田。雍正规划约200多亩耕地，安排一系列与桑耕有关的景点，用心良苦，他是为遵循父皇康熙帝所倡导的“耕织文化”。康熙在位时御制一套耕织图：耕织图共46幅，

　　耕图23幅—浸种、耕、耙褥、耖、碌 、布秧、初秧、淤荫、拨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簏、簸扬、砻、入仓、祭神。

　　织图23幅—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箔、采桑、上簇、灸箔、下簇、择茧、窖茧、练丝、蚕娥、祀谢、纬、织、络丝、经、染色、攀华、剪帛、成衣。

　　这套《耕织图》始见于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广为流行。

　　其目的是为了告诫皇室，虽深居宫苑，却不能忘了农耕。乾隆年间虽也制作一套耕织图。在乾隆诗句中也曾提：“斋外水田凡数顷,较晴量雨谘农夫”。但令人费解，乾隆并未真正理解，更没有尊重皇考雍正对“耕织文化”总体布局的用心。“文源阁”切断了“耕织文化”南北格局的关系。“文源阁”与“耕织文化”耗不相干，（设想，如将它放在靠近“坐石临流”的位置，也许更好一些）。

　　“西峰秀色”与河西松恋峻峙的小匡庐、与小匡庐对岸的叠山小瀑布以及河西大片田园，构成一组丰富的自然田园景区，是雍正帝来这里观西山四季景色和七巧彩霞的最佳处。这里是皇上休闲的地方，地方不大，却安排不少景点：“西峰秀色”敞厅面朝西山，乾隆诗“轩楹阔达，面临翠巘 ，西山爽气在我襟袖”。

　　“花港观鱼”与小匡庐（长青洲）隔河相望，利用这片河港放养鱼群。

　　小匡庐仿庐山之景得名，这里青松苍翠，得名长青洲。

　　三仙洞与长青洲隔河呼应，这是一处山石叠成的山洞，能容不少人，（注：传说日本兵扫荡时，这里的村民藏在洞内，赖以得救）洞外山石叠成瀑布，用人工水法造景。

　　　   含韵斋周边植玉兰十余棵，春花香气袭人，宛入众香园里。

　　　   雍正帝御书匾额有：西峰秀色、含韵斋、一堂和气、自得轩。皇上见到西山秀丽的景色，平心气和，怡然自得。

　　　   乾隆帝常来西峰秀色，感悟亦深，乾隆御制西峰秀色诗：“西窗正对西山石，遥接荛岸等尺咫。……三冬百卉凋零尽，依然郁翠惟此翁。……春朝秋夜值几余，把卷时还读我书。斋外水田几数顷，较晴量雨谘农夫。清词丽句筒中得，消几丁丁玉壶刻。但九趋庭十载前，徊徨无语予心侧”。乾隆的感悟，来之于西山的一景一物，他常言“是地轩爽明敞，户对西山，皇考最爱居此。”

　　　   在内宫墙以北的“紫碧山房” 、“鱼跃鸢飞” 、“北远山村” 、“若帆之阁”

　　等景点在雍正时已建成。

　　雍正把这几个自然山水苑囿建在圆明园最北面却另有立意。从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二园朝苑囿记载的苑囿布局情况和皇上的御额及诗词中说明；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若帆之阁等景点是与多稼如云联为一体的“耕织文化”组成部分。世宗御书额“鱼跃鸢飞” 、“溪山” 、“曲经泉声与传妙”。乾隆诗：“曲水周遭，俨如縈带。两岸村舍鳞次……”。御额与诗写的都是村落的景色。对“北远山村”的描述最为直接，乾隆御书水村图联日“鱼跃鸢飞参物理，耕田鑿井乐民和”。御诗：“……村落鳞次，竹篱茅舍，巷陌交通。平畴远风，有牧篴渔歌与舂杵应答。……矮屋几楹渔舍，疏篱一带农家。独速畦边秧马，更番岸上水车。牧童牛背村篴，饁妇钗梁野花。辋川图昔曾见，摩诘信不我遐。”北远山村的村野景象，乾隆触景生情，宛若走进王维描述的“辋川图”境界。

　　“若帆之阁”位于“北远山村”东北方向，过石桥便是，这个景点紧依北宫墙，地势较高，北远山村一带的田园村落景色，一览无余。故将这组景点点以“湛虚翠轩”、“耕云堂”、“若帆之阁”的美名。

　　“紫碧山房”孤立于圆明园西北一隅，叠石成山，平地拔起，高于周边的环境。它的功能，不只是圆明园的瞭望哨。登临这里，近可一瞰圆明园苑囿的梗概。放眼远眺，宫苑以外的大千世界也能了解一二，无形扩大了长期被囿于苑内的皇室眼界。这也许是雍正设置这个景点的用意。

　　4 祭祀宗庙及庙宇区

　　位于圆明园西北这组庙宇区，雍正时期比较空旷，为后世建设留有余地。雍正时期规划“濂溪乐处”一景时，在其南边入口处便安排建成了祀花种的“汇万总春之庙”，雍正御书“池水共心月同明”匾额。庙东设普济桥。这个景点的西边，过小桥便是“日天琳宇”庙宇，由两组庙宇组成，“日天琳宇”布局仿雍和宫后佛楼式样，雍正御书额“极乐世界”，中前楼上奉关帝。乾隆御书联“千载丹心扶大义，两间正气护皇图”。西前楼上奉玉皇大帝，雍正御书额“一天喜色”。其他楼上下皆供佛像及诸神位。其东边的“瑞应宫”诸殿皆祀龙神。

　　“日天琳宇”南边便是“月地云居”，位于“山高水长”之北，这是一组梵刹。乾隆御制月地云居词“结楞严坛大悲坛其中。……永明寺所谓宴坐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也”。“月地云居”是为作水月道场而设。其东建有法源楼。西渡桥，往北为刘猛将军庙。

　　在“日天琳宇”及“月地云居”两组庙宇西北边，乾隆七年开始建安佑宫，即规模宏大的“鸿慈永祜”，乾隆恭仿寿皇殿之制，敬奉圣祖，世宗圣容。乾隆御书“安佑宫”额。在致挛殿内恭刊乾隆七年御笔敬录世宗圆明园记。并御制圆明园后记。至此，圆明园西北边这处祭祀宗庙和庙宇区，经历雍正和乾隆两朝基本建成。

　　5 福海水上游乐区

　　雍正继承皇位后，逐步把花园改造成宫苑，圆明园的苑囿随之扩大，为考虑皇室生活上休闲游乐的需要，动用位于圆明园东部的“东湖”，顺理成章。这块广阔的水域基础条件较好，易于开发利用。圆明园既然已确定为皇室的宫苑。“东湖”这块大水域正好弥補西部苑囿之不足。正如明代的故宫有西海（现在的中南海），圆明园有“东湖”。相得益彰。福海亦称东湖（这是钦定日下旧文考卷八十二园朝苑囿的按语）。故圆明园苑囿东部“周广凡数项的大水域，定名“福海”，具有福入东海的含义，“福”字很吉祥。

　　《圆明园大事记载》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已在圆明园内御门听政，六月传旨做雍正御笔匾额二十六面，其中有“廓然大公”、“深柳读书堂”（引自：圆明园大事记，杨乃济辑）。可见这两处属于福海景区的景点在雍正四年之前已建成。始建开工时期还得早于1726年。大事记雍正三年( 1725年)，园内景区之扩建已全面铺开。可见皇家苑囿总体规划早已把福海景区列入皇家苑囿重要组成部分。

　　福海水域辽阔，是水上游乐最好的去处，春夏时节可划舟，寒冬乘冰船滑行赏景，确是一项难得的户外活动。

　　雍正帝别出心裁，在500米×550米的大水面中心点点缀神洲三岛，定名“蓬莱洲”，后改名“蓬岛瑶台”。雍正御书额：神洲三岛、日日平安报好音、瀛海仙山。这三个小岛，与汉代太液池有异曲同之妙。

　　乾隆御制蓬岛瑶台诗：“福海中作大小三岛，仿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之状……真妄一如，小大一如，能如此是三壶方丈，……”。乾隆对父皇雍正的立意很了解，内心深处想往追求的是瀛海仙山瓊阁。在福海东北安排的“方壶胜境”，华丽的宫阙楼阁，也是为了海上三神山而设。雍正有意把福海打造成一处超越世俗的仙山境界，来这里以求解脱理政中的困惑。意欲乘仙鹤升天而去。在福海西北角廓然大公景点中建双鹤斋，养仙鹤之举就不足为奇了。

　　从《钦定日下旧文考》可靠的记载，雍正帝御书的匾额遍及福海东西南北四岸的景点，福海景区总体布局已经形成。匾额分布情况：

　　东岸：接秀山房—接秀山房、揽翠亭。

　　西岸：澡身浴德—深柳读书堂、溪月松风。

　　南岸：夹镜呜琴—廣育宫奉碧霞元君，殿额：恩光仁照、西山入画、湖山在望、佳山水、洞里长春。

　　北岸：平湖秋月—平湖秋月。

　　廓然大公—双鹤斋、采芝径、天真可佳、菱荷深处、影山楼、环秀山房、临湖楼。

　　四宜书屋—四宜书屋

　　中心：蓬岛瑶台—神洲三岛、日日平安报好音、瀛海仙山。

　　北岸重要景点“方壶胜境”虽未见到雍正帝御书匾额，方壶胜境景点里的匾额都是乾隆帝御书。但以福海景区总体规划布局上分析，它地处圆明园水系下流总闸（五孔闸）出水口，湖面较大，并与大船坞相通，这是福海水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海景区总体规划非常完整，景区的建设是遵循总体规划进行的。雍正继承皇位后，即时开始按宫苑的要求规划扩大圆明园，雍正元年（1723年）便开始进行总体规划，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奏准为圆明园扩建工程采办木植。同年已制定圆明园扩建之总体规划。

　　雍正三年（1725年）圆明园大宫门内外之朝房殿宇已建成，园内景区之扩建已全面铺开。

　　雍正四年（1726年）六月传旨做雍正御笔匾额二十六面：“镂月开云”、“天然图画”、 “杏花村锈”、“廓然大公”、“瑞应宫”、“深柳读书堂”、“如意馆”等。（以上引自圆明园大事记杨乃济辑）。可见上述诸景区已基本建成，或部分修建，工程进行非常迅速，而那些建筑工程宏大，施工复杂的工地，虽已全面铺开，非短期能完成。像“方壶胜境”这样华丽的亭、台、楼阁，可能是在雍正末期或乾隆初期完成的，故未见到雍正御笔匾额。但从乾隆九年御制方壶胜境诗中所言“海上三神山，舟到风辄引去，徒妄语耳。要知金银为宫阙，亦何异人寰？即境即仙，自在我室，何事远求，此方壶所以寓名也”。从乾隆诗文中已明确建“方壶胜境”是为供奉“海上三神山”， 这与“蓬岛瑶台”（蓬莱洲）的立意是一致的。其他的景点如“广育宫”供奉的碧霞元君、“廓然大公”安排的景“双鹤斋、采芝径”。乾隆二十年御制廓然大公八景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皇考御书题额时有卿云护之”。意思是雍正有卿云护身，非常人也。诗中还写有“仙术何须倩法善？往来常作广寒游”……“倩得仇英写生笔，定须为作采芝图”。雍正崇尚道家，在福海景区所安排的景点多少都沾有一点仙气，渴望整个景区进入“广寒宫”的境界，这是福海景区立意的主要方面，在幸游景区中，逐步升华到神仙逍遥的佳境。

　　6 苑囿肆井文化区

　　圆明园中心位置开辟一处肆井文化休闲的地方，供深居苑囿的皇室节日休闲。这是一处别出心裁的娱乐区。距后湖九州景区很近，位于“曲院风荷”以北，紧临福海景区。占地范围的200米×300余米。分布以下景点：

　　（一）“坐石临流”仿绍兴兰亭曲水流觞。

　　（二）“同乐园”，设有戏台。

　　（三）南北长街（即买卖街），前为清音阁，北向，街东为永日堂，街西为抱朴草堂。

　　（四）舍卫城，位于买卖街北。城南面为多宝阁，内为山门，正殿为寿国寿民，后殿为仁慈殿，又后为普福宫，城北为最胜阁。多宝阁祀关帝。

　　永日堂、寿国寿民、仁慈殿、普福宫诸额皆雍正御书。

　　　   舍卫城的规模不小，殿宇不少，除多宝阁供奉关帝外，其他的大殿供奉那些神灵不太清楚，相传舍卫城内藏有不少金菩萨，也许是为了供奉各路神仙，安民保家护国。附合民间世俗的要求。这正是雍正安排这座舍卫城的用心所在。雍正帝特为这些大殿御书寿国寿民、普福宫等匾额。

　　长期被囿于宫墙之内的皇室成员及相关为皇室服务的各类人员，他们与外界隔绝，对民间世俗一无所知。生活在圆明园宫墙之内的人群也是一个小社会。肆井文化对这个小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把肆井文化区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是成功之笔

几个经典景点解析：

1．上下天光

　　后湖九岛是圆明园的历史核心，也是圆明园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景观。一如雍正朝官窑和宫廷艺术品的精细无疵，九州的总体结构疏密有致，风物尽态极妍，在建筑造型、山水结构、植物配置等多方面均已形成难以逾越的高峰。它们既不同于畅春园、避暑山庄的简洁大度，也不同于长春园、清漪园的巨丽恢宏，其精微缜密，秾纤适中，自成一种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又温文娴雅的雍正风格。

　　1704号全图所表现的后湖九岛，与乾隆九年的《四十景》相较，一半以上都已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上下天光和杏花春馆。杏花春馆尚有数幅分景图纸可寻，而乾隆中期完整的上下天光平面则为仅见〔图三：1、2 〕。

　　上下天光建成于雍正初年。从《四十景》看，主体建筑半入湖水之中，非轩非榭，亦楼亦亭，云台风观，大有凌空欲飞之势，是后湖建筑造型最为奇绝的亮点。一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室内设楼梯通往二层平座之上的三间卷棚式歇山敞宇。左右虹桥卧波，蜿蜒动影，桥中段点衬造型各异的亭榭，有意打破对称，与今日遗址呈现的最终形局相去甚远。

　　全图显示出的乾隆四十四年“上下天光”平面介乎于乾隆九年《四十景》和遗址现状之间，主楼形式未变，但东、西已改建为对称的六角亭，曲桥规模也明显缩减，适与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日下旧闻考》中的相关记述吻合。乾隆朝的上下天光图纸仅国家图书馆样式雷排架43包1号略显曲桥轮廓，对比研究，不仅弥补了文字记述以外的图像空白，更重要的是它映现出自雍正原创追求飘逸出尘的境界，到乾隆中晚期日渐讲求皇家对称均衡的形式，直至后期全面改观，将造型奇绝、仿佛天然出自于水中的镜面楼台变为俯瞰沧波的临湖宫殿——这一建筑逐渐脱离经始意匠的变化过程，实际也正是圆明园总体风格逐渐变异发展并日趋宫殿化的历史进程。

〔图三：1〕乾隆四十四年上下天光平面　　　　

　

〔图三：2〕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上下天光

　　2．武陵春色

　　雍正时代的圆明园，除九州、福海以及开旷的田园风光之外，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半封闭式的山水、庭园空间，亦即自成一体的园中园。虽然山水建筑的整体气势较康、乾两朝逊色，但结构往复回环、奇正相生，特重建筑单体造型的奇异新巧，群体组合的错落变化，山水画面的清新完美，文化意蕴的深沉隽永，其精雕细琢为二者所不能及。

　　武陵春色雍邸时称桃花坞，是雍正风格最杰出的代表。此处不仅是“桃花源”的再现，也是与桃花主题相关联的仙话的整合。桃花，伴随着山水的开阖延展，成为促成环境因素情感化上升的园林主题；而作为景观主体的自然风光，无疑包含了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憧憬的世外桃源和南朝刘义庆《幽明录》所记载的汉末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双重隐喻。

　　表现在景观结构上，设计者安排了水陆两条游览线，一缘溪，一循谷，仙源的意境随空间环境的变化而展现，随季相交替及游人心境的不同而移易；说此地是桃花源可，说此地是刘晨、阮肇遇仙的仙家洞天亦可。

　　1704全图显现的武陵春色平面与雍邸“桃花坞”诗及《四十景》图大异，全璧堂围房几乎将所有的山林空地占满，规模之大远远超出景观主题所能负载的范畴，与桃花源的境象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图四〕。

　　据《清昇平署志略》一书记载，嘉庆初年，武陵春色曾住南府“内大学”，山环中的围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功能方面的需求所致。联系嘉庆十七年（1812）在此建成恒春堂戏台的史实，则全璧堂大型围房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雍正朝刻意经营的山坞空间——处于景观中心的一区仿佛与世隔绝的山野原田——成为清宫御用戏班班底“宿舍”所在地，此地与外界分离，隔音且便于管理，实际已成为御园中一处重要的演剧和排练场所。

〔图四〕武陵春色

　　1704号图中的细节回应了文献记载，钩沉出武陵春色一景在乾、嘉年间鲜为人知的根本性变异：雍正年间的双重游览路线仅有水路仍存，山林田园不复可寻，代之以集宴乐、游赏于一炉的世俗建筑群，清歌曼舞，锣鼓声喧，桃花源的整体意境已非全壁，那种移行其间，在时空转换中获得的完美空间体验和视觉感受也随之消失了。

　　3．接秀山房——观澜堂

　　接秀山房位于福海东南岸，雍正九年（1731）初成，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局部改建，因原型被观澜堂取代，兼以图纸无存，具体情况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

　　1704号全图保存的原稿使乾隆改建之后的接秀山房重见天日，也意外澄清了本景写仿江南原型——扬州九峰的历史事实〔图五：1、2〕。

　　就接秀山房、开鉴堂一组建筑的平面结构看，建筑多为三间或两间，小巧玲珑。开鉴堂造型复杂，显然属于非标准化的构造做法。相对于日趋定型化、模式化的御园官式建筑而言仿佛注入了一息新鲜活力。

　　偶阅清宫造办处档案，有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如意馆一条，其中“接秀山房澄练楼楼下……北间北墙着姚文瀚、陆遵书画《九峰园图》绢画一幅”一段文字十分引人注目。

　　按，九峰园为扬州名园，一名砚池染翰，安徽歙县盐商汪氏别墅。因地处城南，俗称南园。据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别饶天趣，余以为诸园之冠。”乾隆壬午（1762）弘历第三次南巡,作《题九峰园》诗，次年五月，御园澄练楼一区即告落成。

　　接秀山房澄练楼一区与扬州九峰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将1704号底图与清代九峰园写景图对看，不难发现接秀山房、澄练楼一区以及开鉴堂的平面结构与扬州九峰园的吻合之处〔图五：3、4〕。但因地域有限，九峰园被灵活变通为澄练楼与开鉴堂两部分，撮其要、取其精，因地制宜：澄练楼有似御书楼，开鉴堂则颇具九峰园中“一片南湖”玻璃厅的场所精神。相对于扬州九峰园，朝向、转折虽有变异，但总体不谬。开鉴堂——澄空宇，连命意也颇相近似。

〔图五：1〕接秀山房——澄练楼原图（乾隆二十八年）〔图五：2〕观澜堂粘贴图层（嘉庆二十四年）

　　　　　　　　　　　　　　　   

〔图五：3〕清人九峰园写景图（局部）

　　澄练楼中姚文瀚、陆遵书合笔的《九峰园图》无疑具有纪念意义，它不仅是皇帝南巡的纪游图，也成为眼前实景与江南印象之间互动的媒介。接秀山房的形势恰似南园临阔水，面沧洲，兼以西山叠嶂“朝岚霏青，返照添紫”，较原型更胜一筹。可以认定，接秀山房澄练楼、开鉴堂一组建筑正是扬州九峰园的变体。

　　接秀山房、开鉴堂的原始平面揭示出乾隆朝圆明园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对于原创性极强的雍正朝景观，只能是见缝插针，修修补补，且处处要顾及、考虑到既成格局。九峰园的仿建对福海景区几乎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影响，一如方壶胜境人工盛饰的仙山楼阁，安佑宫、清净地等庄严庙宇的对称性铺陈，境象虽迥异于雍正朝的精微细腻，但其外部空间构成仍然基本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平地造园尺度控制原则。也正是囿于这一局限，自乾隆八年起，弘历将皇家园林建设的重点由大型平地园转向大规模天然山水风景区的建设。可以说，完成于乾隆九年的《四十景》实际是雍正风格的集大成表现，乾隆风格的最终实现不在圆明园，而是此后的长春园、清漪园。

　　嘉庆二十四年（1819），原接秀山房写仿扬州九峰园的一区精巧庭园被综括为观澜堂三卷大殿，由此形成了福海东岸皇帝游赏、起居乃至节日庆典（端午节赛龙舟、中元节放河灯）的重心所在。

　　以观澜堂为代表的外观造型厚重、而内部空间结构极尽丰富变化的连卷式大殿无疑是对乾隆中后期写仿江南的小型园林日渐琐碎、求多求全的建筑风格的某种反动〔图五：5〕。

〔图五：4 〕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接秀山房　　　   〔图五：5 〕观澜堂遗址

　　　　　　　   　　　

　　观澜堂西临福海，遥望蓬岛瑶台，高堂深殿，面阔五间、进深六间、周围廊，五六三十，合于天地之“中数”——一如嘉庆《绮春园三十景》的象数学定位，反映出嘉庆皇帝在“形而上”层次对于宫殿建筑的理解和对复合式大型起居、游赏空间的钟爱。嘉庆、道光两朝，以追求丰富的视觉感受和空间体验为主要目的的园林景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园林建设日益表现出功能主义的倾向，许多规仿江南名胜的建筑群组被拆除，别有洞天、平湖秋月、课农轩的演变历程无不是将数处小型点景建筑综括为单体量的大型起居空间。观澜堂最终成为道光朝九州清晏皇帝寝宫慎德堂的母本，正是这一注重起居安适的创作主流的最终实现